核心家庭是一场谎言
本文翻译自大西洋月刊2020年3月号的文章THE NUCLEAR FAMILY WAS A MISTAKE
序言
阿瓦隆
这是许多人家族史中的一个经典场景：几十个人围着一张家庭餐桌庆祝节日——兄弟姐妹、表亲、阿姨、叔叔、姑姑。祖父母第 37 次讲述古老的家庭故事。“这是你一生中见过的最美丽的地方，”一个人回忆起他在美国的第一天说。“到处都是灯……这是对光的庆祝！”
老人们开始争论谁的记忆力更好。“那天很冷，”有人谈到一些遥远的记忆。“你在说什么？那是五月，五月下旬，”另一个人说。年幼的孩子们睁大眼睛，吸收家庭知识，并试图拼凑几代人的情节。
饭后，水槽里堆满了盘子，孩子们在地下室淘气。一群年轻的父母挤在走廊里，制定计划。老人在沙发上打盹，等待甜点。这是一个大家庭，充满了纠葛、充满爱、以及令人筋疲力竭的荣耀。
这个场景是巴里·莱文森在 1990 年的电影Avalon（阿瓦隆）中描绘的家庭，该电影基于他在巴尔的摩的童年——五兄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从东欧来到美国，创办了一家壁纸公司。
有一段时间，他们一起做所有事情，就像在旧国家一样。但随着电影的进行，大家庭开始分裂。一些成员搬到郊区以获得更多的隐私和空间。一个人离开去不同的州工作。大爆发源于一件看似微不足道但并非如此的事情：兄弟中的老大在感恩节晚宴上迟到了，却发现家人已经在没有他的情况下开始用餐。
“我没到场就切火鸡？” 他哭着说，“你的家人还没到场！……你就切了火鸡？”
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便利性、隐私性和移动性比家庭更重要。
“在兄弟到来之前开饭是不尊重的表现，”莱文森在我问他那个场景时说，“那是家庭中的裂痕。当你打破惯例时，整个家庭结构就会开始崩溃。”
随着电影中岁月的流逝，大家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小。到 1960 年代，感恩节不再发生于大家庭中，只有一对年轻的父母和他们的儿子和女儿，在电视机前吃着盘子里的火鸡。
在最后一幕中，主角独自住在疗养院，想弄清这一切如何发生：“到头来，你花掉了你存下来的一切，卖掉了你曾经拥有的一切，只为在这样的地方生存。”
“在我的童年时代，”莱文森告诉我，“你会聚集在祖父母周围，他们会讲述家庭故事……现在人们围坐在电视机前，观看其他家庭的故事。” 他说，《阿瓦隆》的主题是“家庭的去中心化”。
这种情况在今天更甚。曾经至少有家人围坐在电视机前，现在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屏幕。
核心家庭
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故事——家庭的故事，曾经由许多兄弟姐妹和亲戚组成的密集集群，分裂成更小、更脆弱的形式。
最初，这种分裂的结果——核心家庭（nuclear family）——似乎并没有那么糟糕。但随后，由于核心家庭的脆弱本质，分裂仍在继续。在社会的许多领域，核心家庭分裂为单亲家庭，单亲家庭分裂为混乱家庭直到没有家庭。
如果要总结过去一个世纪家庭结构的变化，最真实的说法是：我们让个人的生活更自由，家庭更不稳定。我们让成年人的生活变得更好，但对儿童来说却更糟。
我们已经从旨在保护社会中最脆弱的人免受生活冲击的大家庭，转变为了较小的、分离的核心家庭（一对已婚夫妇和他们的孩子），这些家庭为世界上最富有的一部分人提供了社交空间，并最大限度地发挥他们的才能，扩大他们的选择。
从规模较大且相互联系的大家庭向较小且独立的核心家庭转变，最终导致了一种解放富人阶级，并蹂躏工人阶级和底层人民的家庭制度。
这篇文章即旨在讲述这个过程，以及它所造成的破坏，以及美国人现在如何摸索建立新的家庭，并寻找更好的生活方式。
第一部分
家族时代
按今天的标准，在美国历史的早期，大多数人都生活在庞大复杂的家庭中。
1800 年，四分之三的美国工人同时也是农民。农闲时期，大部分人都在小型家族企业工作，比如杂货店。人们需要大量的劳动力来经营这些企业。已婚夫妇生七八个孩子的情况并不少见。此外，可能还有流浪的阿姨、叔叔和表亲，以及无关的仆人、学徒和农场工人。（当然，在一些南方农场，被奴役的非裔美国人也是生产和工作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明尼苏达大学历史和人口研究教授史蒂文·拉格尔斯将这些称为“企业家族”——围绕家族企业组织起来的社会单位。根据拉格尔斯的说法，在 1800 年，90% 的美国家庭是企业家族。直到 1850 年，大约四分之三的 65 岁以上的美国人与他们的孩子和孙子孙女住在一起。
那时也存在核心家庭，但它们被大家庭或企业家庭所囊括。
大家庭有两大优势。
首先是韧性。大家庭是由多个家庭形成的关系网络，你的配偶和孩子在第一位，其次还有表亲、姻亲、祖父母，也许包括十几二十个人。
如果母亲去世，兄弟姐妹、叔叔、阿姨和祖父母都会介入。如果父亲和孩子之间的关系破裂，其他人可以填补缺口。大家庭有更多的人来承担意外——例如孩子在工作时间生病，或成年人意外失去工作时。
相比之下，一个独立的核心家庭是一团紧密的关系，也许只有三四个人。对于一段关系的破裂，是没有缓冲区域的。在核心家庭中，婚姻的结束也意味着家庭的结束。
大家庭的第二大力量是他们的社交力量。
由多个成年人来教育孩子是非观念，以及如何对待他人，如何保持善良。在 18 世纪和 19 世纪，工业化和文化变革开始威胁传统生活方式。英国和美国的许多人加倍关注大家庭，以便在一个无情的世界中创造一个道德避风港。
根据拉格尔斯的说法，从 1750 年到 1900 年，大家庭共同生活的比例大约翻了一番，这种生活方式比之前或之后的任何时候都更为普遍。
在维多利亚时代，“壁炉和家”成为一种文化理想。维多利亚时代的伟大社会评论家约翰·拉斯金（John Ruskin）写道，“家是一个神圣的地方，一座维斯塔神殿，一座由家庭神守护的壁炉神殿，只有那些拥有爱的人可以出现在他们的面前”。
这种转变是由中上层阶级领导的，他们开始不再把家庭视为一个经济单位，而更多地将其视为一个情感和道德单位，是心灵和灵魂形成的教区。
当然，大家庭有它的优势，但也可能令人筋疲力尽，或是感到窒息。
在大家庭中几乎没有隐私，你被迫每天与没有选择的人保持亲密接触。稳定性更高，流动性更低。家庭纽带更厚，个人选择更少。你在生活中开辟自己道路的空间越来越小。
而且，在维多利亚时代，家庭是父权制的，一般偏爱男性，尤其是长子。
随着工厂在美国大城市开张，在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年轻男女离开他们的大家庭去追逐美国梦。
这些年轻人会很快结婚。农场里的年轻人可能要等到 26 岁才结婚，在孤独的城市中，男性结婚年龄为22岁或23岁。从1890年到1960年，男性的平均初婚年龄下降了3.6岁，女性下降了2.2岁。
大家庭的减少反映了农业就业的减少，孩子们不再被抚养承担经济角色，而是被抚养长大，以便在青春期后从巢中飞出，变得独立，并寻找自己的伴侣。他们的成长不是为了融入大家庭，而是为了建立新家庭。
1920 年代，由男性养家糊口的核心家庭取代企业家族，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家庭形式。到 1960 年，儿童中有 77.5% 与他们的两个已婚父母住在一起，而非在大家庭中生活。
昙花一现
一时间，一切似乎都奏效了。
从 1950 年到 1965 年，离婚率下降，生育率上升，美国的核心家庭经历了灿烂的时光，大多数人看起来富裕且快乐。
在这些年里，围绕核心家庭形成了一种理念——当时的主要女性杂志《麦考尔》将其称为“togetherness”。即，健康的人应该生活在核心家庭中。在 1957 年的一项调查中，超过一半的受访者表示未婚人士“有病”、“不道德”或“神经质”。
在此期间，某种对家庭的理想刻在人们脑中：一对有2.5个孩子的已婚夫妇。当我们想到美国家庭时，许多人仍然会回到这个理想。
当我们讨论如何巩固家庭时，我们想到的是核心家庭，有一两个孩子，可能住在郊区街道上的一些独栋住宅中。我们将其视为常态，尽管这不是大多数人在 1950 年之前的数万年中的生活方式，也不是大多数人在 1965 年以来的 55 年中的生活方式。
今天，只有只有三分之一的美国人生活在这种家庭中。1950-65 年的现象并非平常，而是一个奇怪的历史时刻，整个社会有意无意地合谋掩盖核心家庭的脆弱本质。
一方面，大多数女性都被降级到家中。直到 20 世纪中叶，许多公司都禁止已婚女性就业，公司会雇用单身女性，但如果这些女性结婚了，她们就不得不辞职。对妇女的贬低和权利剥夺十分猖獗，妇女在丈夫的领导下被困在家中，花费大量时间抚养孩子。
另一方面，这个时代的核心家庭与其他核心家庭的联系比今天要多得多——构成了一个“改良的大家庭”。正如社会学家尤金·利特瓦克所说，“一个处于相互依赖状态的核心家庭联盟。”即使到了 1950 年代，在电视和空调还没有完全流行起来之前，人们仍然继续在彼此的房前活动，成为彼此生活的一部分。朋友们可以随意管教彼此的孩子。
记者 Alan Ehrenhalt在他的《失落之城》一书中描述了本世纪中叶芝加哥及其郊区的生活：
在 1950 年代，一个年轻人在郊区买房生活，就是进与一个社恐都不得不融入的大社区：露天烧烤、咖啡聚会、排球比赛、保姆合作，以及不间断的以物易物。
刚上任的父母们，也会教育社区中的其他孩子，邻居们不必敲门，也能随时进入屋内——这一切都是旷野中年轻人组成社区的手段，就像生活在公共场所。
最后，理想的家庭拥有更广泛的社会关系。战后时期是教堂出席率、工会化、社会信任和大众繁荣的高潮——这些都与家庭凝聚力相关。
一个男人可以相对容易地找到一份工作，让他能够养活一个单收入家庭。到 1961 年，25 至 29 岁的美国男性中位数收入比父辈高出近 400%。
简而言之，1950 年到 1965 年这段时间证明，围绕核心家庭可以建立一个稳定的社会——只要女性被嵌入家庭中。核心家庭就这样交织在一起，其实是换了名字的大家庭，每一个经济和社会单位都在相互支持。
解体
但这一切并没有持续下去。
曾经短暂支撑核心家庭的力量开始逐渐消失，1950 年代稳定的家庭被此后每隔十年的外部压力所破坏。
有些压力是经济的。从 70 年代中期开始，年轻男性的工资下降，尤其给工薪阶层家庭带来了压力。主要的影响来自文化，社会变得更加个人主义，更加以自我为导向。人们更加重视隐私和自主权，兴起的女权运动赋予女性更大的自由，去选择生活和工作。
社会学家 Francesca Cancian 和 Steven L. Gordon 对女性杂志的一项研究发现，在 1900 年到 1979 年间，50 年代将家庭置于个人选择之上：“爱意味着自我牺牲和妥协。” 在 60 年代和 70 年代，自我则置于了家庭之前：“爱意味着自我表达和个性。”
男性也吸收了这些文化主题，婴儿潮一代的文化趋势是解放——“Free Bird” “Born to Run” “Ramblin’ Man”。
西北大学的心理学家和婚姻学者 Eli Finkel 认为，自 1960 年代以来，占主导地位的家庭文化一直是自我表达。
“美国人，”他写道，“现在越来越多地将婚姻视为自我发现、自尊和个人成长。” 根据社会学家 Kathryn Edin 和 Maria Kefalas 的说法，婚姻“不再主要是关于生育和抚养孩子。现在婚姻主要是关于成人的满足。”
这种文化转变对一些成年人来说非常好，但对一般家庭来说并不是那么好，在困难时期帮助一对夫妇度过难关的亲戚越来越少。如果你是为了爱情而结婚，那么当爱情死去时，再在一起就没有意义了。
这种婚姻关系的减弱可能始于十九世纪后期：从 1870 年到 1920 年，离婚数量增加了大约 15 倍，然后在核心家庭时代的前几十年持续攀升。正如知识史学家克里斯托弗·拉施（ Christopher Lasch）在 1970 年代后期指出的那样，美国家庭并不是在 1960 年代开始分崩离析，它已经“分崩离析了 100 多年”。
今天的美国家庭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少。
从 1970 年到 2012 年，由已婚夫妇和孩子组成的家庭比例减少了一半。1960 年，根据人口普查数据，只有 13% 的家庭是单身家庭。2018 年，这一数字为 28%。1850 年，65 岁以上的美国人中有 75% 与亲戚住在一起；到 1990 年，只有 18% 的人这样做了。
在过去的两代人中，人们花在婚姻上的时间越来越少，结婚的时间越来越晚，离婚的越来越多。
1950 年，27% 的婚姻以离婚告终，现在上升到了 45%。1960 年，72% 的美国成年人已婚。2017 年，近一半的美国成年人是单身。根据城市研究所 2014 年的一份报告，大约 90% 的婴儿潮一代女性和 80% 的 X 一代女性在 40 岁前结婚，而预计只有大约 70% 的千禧一代晚期女性会这样做。
尽管在 2019 年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项调查中，超过五分之四的美国成年人表示，结婚对于过上充实的生活并不是必不可少的，但他们回避的不仅仅是婚姻制度：2004 年，根据综合社会调查，33% 的 18 至 34 岁的美国人没有伴侣生活；到 2018 年，这一数字高达 51%。
在过去的两代人中，家庭也变得更小了。美国的总体出生率是 1960 年的一半。2012 年，大多数美国家庭没有孩子。有宠物的美国家庭比有孩子的家庭还要多。1970 年，大约 20% 的家庭有五个或更多人。而 2012 年只有 9.6% 。
在过去的两代人中，分隔核心家庭的物理空间已经扩大。过去，妯娌会在临街的门廊里互相寒暄，孩子们会从一个家跑到另一个家，从最近的冰箱里吃东西。现在，草坪变得更加广阔，门廊生活已经减少，创造了一个将家庭与其他人隔开的缓冲区。
正如 Mandy Len Catron 最近在《大西洋月刊》上指出的，已婚人士不太可能去看望父母和兄弟姐妹，也不太愿意帮助他们做家务或提供情感支持。一个家庭自给自足的准则盛行：妈妈、爸爸和孩子们独自在一起，在孤岛般的家园外，还有一道围栏。
最后，在过去的两代人中，家庭变得更加不平等。美国现在有两种完全不同的家庭制度。在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中，家庭模式几乎和1950年代一样稳定；而在底层群体，家庭生活往往一团糟。
造成这种分歧是有原因的：富人拥有资源，去购买原本由大家庭提供的支持。
现在所有养育孩子的富裕父母都购买了过去由亲戚做的事情：保姆、专业的儿童保育、辅导、辅导、治疗、昂贵的课外活动。（就此而言，想想富人如何为自己聘请治疗师和生活教练，作为亲戚或密友的替代品。)
这些昂贵的工具和服务不仅支持儿童的发展，并帮助他们做好在精英竞争中的准备；通过减少父母的压力和时间承诺，他们维护了婚姻的友好。富裕的保守派人士经常称赞自己拥有稳定的核心家庭。他们宣扬其他人也应该建立稳定的家庭。但随后他们忽略了他们自己的家庭稳定的主要原因之一：他们有能力购买大家庭过去提供的支持——而他们所传道的人，收入水平更低，却买不起。
1970年，富人和穷人的家庭结构并没有那么大的差别，现在他们之间有一个鸿沟。
截至 2005 年，85% 的中上阶层家庭所生的孩子在母亲 40 岁时与亲生父母共同生活。在工薪阶层家庭中，这一比例仅为 30%。根据国家卫生统计中心 2012 年的一份报告，22 至 44 岁的受过大学教育的女性有 78% 的机会使他们的第一次婚姻持续至少 20 年。具有高中或以下学历的同一年龄段的女性只有大约 40%。在 18 至 55 岁的美国人中，目前只有 26% 的穷人和39% 的工人阶级结婚。
在《无界一代》一书中，布鲁金斯学会经济学家伊莎贝尔·索希尔（Isabel Sawhill）引用研究表明，家庭结构的差异“使收入不平等增加了 25%”。如果美国恢复到 1970 年的结婚率，儿童贫困率将降低 20%。
正如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社会学家安德鲁·切尔林（Andrew Cherlin）所说，“结婚的是享有特权的美国人，结婚有助于他们保持优势。”
困局
当你把所有东西放在一起时，我们很可能正在经历人类历史上家庭结构最迅速的变化，原因是经济的、文化的和制度的。
在核心家庭中长大的人往往比在多代氏族长大的人有更多的个人主义思维定势。具有个人主义思维的人往往不太愿意为了家庭而牺牲自己，结果是更多的家庭分裂。
在支离破碎的家庭中长大的人，在获得事业所需的教育方面遇到了更大的困难。由于财务和其他压力因素，事业不顺的人难以建立稳定的家庭，这些家庭中的孩子变得更加孤立，受到更多的创伤。
在这个时代长大的许多人没有安全的基础来发展自己，也没有明确的成年之路。
对于那些有资本去探索、跌倒和缓冲跌倒的人来说，这意味着极大的自由和机会——而对于那些缺乏这些资源的人来说，这往往意味着极大的困惑、漂移和痛苦。
在过去的 50 年里，联邦和州政府一直试图减轻这些有害影响。他们试图提高结婚率、降低离婚率、提高生育率等等。重点一直是加强核心家庭，而不是大家庭。偶尔，一个独立的计划会产生一些积极的结果，但家庭不平等的扩大仍然有增无减。
受家庭支持下降影响最大的是弱势群体，尤其是儿童。1960 年，大约 5% 的孩子是未婚女性所生。现在大约 40% 是。皮尤研究中心报告称，1960 年有 11% 的儿童与父亲分居。2010 年，这一比例为 27%。
现在，只有一半的美国儿童能够与亲生父母一起度过童年，20% 的年轻人与他们的父亲完全没有联系（尽管在某些情况下是因为父亲已故）。美国儿童比其他任何国家的儿童更有可能生活在单亲家庭中。
我们都知道稳定而充满爱心的单亲家庭。但平均而言，单亲或未婚同居父母的孩子的健康状况更差，心理健康状况更差，学业成绩更差，行为问题更多，逃学率高于与两个已婚亲生父母一起生活的孩子。
根据布鲁金斯学会儿童和家庭中心联合主任理查德·里夫斯的研究，如果你出生在贫困家庭，并由已婚父母抚养长大，那么你有 80% 的机会摆脱困境。如果你出生在贫困家庭，并由未婚母亲抚养长大，那么你有 50% 的可能继续陷入困境。
伤害孩子的不仅是缺乏人际关系，还有不安定的生活。
根据2003 年 Andrew Cherlin 引用的一项研究，12% 的美国孩子在 15 岁之前至少生活在三个“父母伴侣关系”中。当妈妈的旧伴侣搬出或她的新伴侣搬进来时，对于孩子来说，过渡时刻最为艰难。
虽然儿童是受家庭结构变化影响最明显的弱势群体，但并不是唯一的群体。
对于单身男人，大家庭为男性提供了男女关系的培育。今天，许多美国男性在人生的前 20 年没有父亲，接下来的 15 年没有配偶。
曼哈顿研究所的凯·海莫维茨（Kay Hymowitz）在她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在研究美国家庭衰落形成的残骸，并用证据表明，在缺乏家庭提供的联系和意义的情况下，未婚男性的健康状况较差——酗酒和吸毒很常见——比已婚男人挣得少，死得早。
对于女性来说，核心家庭结构施加了不同的压力。尽管女性从传统家庭结构的放松中受益匪浅——她们有更多的自由来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但许多决定在没有大家庭的情况下抚养年幼的孩子的母亲发现，她们选择了一种残酷而孤立的生活方式。
根据最近的数据，女性花在家务和育儿上的时间仍然比男性多得多，这一事实加剧了这种情况。因此，我们在周围看到的现实是：压力大、疲倦的母亲试图平衡工作和养育子女，当家庭生活变得一团糟时不得不重新安排工作。
没有大家庭，年长的美国人也受苦了。根据美国退休人员协会的数据，45 岁以上的美国人中有 35% 表示他们长期孤独。现在很多老人都成了“孤寡老人”，没有近亲或朋友照顾。
2015 年，《纽约时报》刊登了一篇名为“乔治·贝尔的孤独之死”的文章，讲述了一名无家可归的 72 岁男子独自死在皇后区的公寓里，并在公寓里腐烂了很长时间。以至于当警察发现时，他的身体已经无法辨认了。
最后，由于遭受歧视的群体往往拥有更脆弱的家庭，非裔美国人在解离的核心家庭时代，遭受着尤为严重的痛苦。
近一半的黑人家庭由未婚单身女性领导，而白人家庭的这一比例不到六分之一。根据 2010 年的人口普查数据，35 岁以上的黑人女性中有 25% 从未结过婚，而白人女性中这一比例为 8%。2018 年，三分之二的非裔美国儿童生活在单亲家庭，而白人儿童的这一比例为四分之一。黑人单亲家庭集中在奴隶制最普遍的地区。
2004 年，记者兼城市规划师简·雅各布斯出版了她的最后一本书，这是对北美社会的评估，名为《未来的黑暗时代》。她的核心论点是，家庭“被操纵失败”。她写道，曾经支持家庭的结构已不复存在。雅各布斯对很多事情都过于悲观，但对于数百万人来说，从大家庭向独立核心家庭的转变确实是一场灾难。
随着支持家庭的社会结构腐朽凋亡，关于家庭的争论出现一种神奇现象。
社会保守派坚持认为我们可以唤回核心家庭，但 1950 年代稳定核心家庭的条件一去不复返了。保守派所提出的“住在核心家庭（go live in a nuclear family）”，实在是愚蠢可笑的建议，尤其是对于那些养育儿子的单身父亲，或是有三个不同父亲的孩子母亲来说。
如果只有少数家庭是传统的核心家庭，那意味着大多数家庭是其他的：单亲家庭、未婚父母、混合家庭、祖父母为首的家庭、连续伴侣关系等等。保守派的想法早已脱离实际。
与此同时，进步人士仍然像 1970 年代注重自我表达的个人主义者那样讲话：人们应该有自由选择适合他们的任何家庭形式。
当然，这是任何人的权利，但许多新的家庭形式对大多数人来说并不适合——虽然进步精英总说所有的家庭结构都很好，但他们自己的行为却正好相反。
正如社会学家威尔科克斯（W. Bradford Wilcox）所指出的那样，受过高等教育的进步人士在谈论整个社会时，可能会在家庭结构上表达一种宽容的情绪，但他们对自己的家庭却有着极其严格的期望。
当威尔科克斯问他的弗吉尼亚大学学生，是否认为非婚生子是错误的时，62% 的人表示这没有错。当他问学生如果他们自己有一个非婚生孩子，他们的父母会有什么感受时，97% 的学生说他们的父母会“吓疯了”。
在家庭研究所最近的一项调查中，受过大学教育的 18 至 50 岁的加州人，比那些没有从大学毕业的人更不可能说非婚生子是错误的，但他们却更多不赞成非婚生子。
换句话说，虽然社会保守派有一种他们无法实施的，不现实的家庭生活哲学，但进步主义者则根本没有家庭生活哲学，因为他们不想表现得具有偏见。
性别革命来了又去，它给我们留下的家庭生活，是失去了管理规范，失去了指导价值，失去了明确的理想。
在这个最核心的问题上，我们的文化却无话可说——因此几十年来，家庭一直在分崩离析。
好消息是，人类适应了。
即使行动缓慢，当一种家庭形式不再适应时代，人们就会四处寻找新的东西来代替，有时甚至会在历史长河中重新找回什么。
第二部分
重新定义亲属关系
数万年来，人们通常生活在 25 人的小团体中，这些团体可能会与其他 20 个团体联系在一起，形成一个大部落。团队里的人出去觅食，带回来分享。他们一起打猎，一起打仗，一起为对方做衣服，一起照顾对方的孩子。
在生活的每一个领域，他们都依赖于他们的大家庭和更广泛的亲属，除了他们没有像我们今天那样定义亲属。
我们认为亲属是与我们有生物学关系的人，但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亲属关系是可以创造的。
几十年来，人类学家一直在争论到底什么是亲属关系。研究传统社会，他们发现了不同文化之间创造的各种各样的血缘关系。
对于菲律宾的伊隆戈特人来说，一起迁移到某个地方的人是亲属。对于内比耶河谷的新几内亚人来说，血缘关系是通过分享油脂——母乳或红薯——建立起来的。密克罗尼西亚楚克人有句俗语：“同舟共济”；如果两个人在海上危险的试炼中幸存下来，那么他们就会成为亲属。在阿拉斯加北坡，因纽特人以死者的名字命名他们的孩子，这些孩子被认为是他们同名家庭的成员。
换句话说，在人类历史的漫长岁月中，人们生活在大家庭中，不仅包括与他们相关的人，还包括他们选择与之合作的人。
一个国际研究小组最近对34,000 年前在现在的俄罗斯，一群生前可能一起生活，并被埋葬在一起的人进行了基因分析，他们发现被埋在一起的人彼此之间并没有密切的血缘关系。
在 32 个对狩猎时代社会的研究中，主要亲属——父母、兄弟姐妹和孩子——通常在一个居住群体中的比例不到 10%。传统社会中的大家庭在基因上可能相似，也可能不相似，但他们在情感上比我们大多数人想象的更亲近。
芝加哥大学人类学家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在一篇关于亲属关系的精彩文章中说，在许多此类社会中，亲属关系是“相互的存在（mutuality of being）”。已故的宗教学者 J. Prytz-Johansen 写道，亲属关系被视为灵魂的“内在连结（inner solidarity）”。已故的南非人类学家莫妮卡威尔逊将亲属描述为“超然的信赖（mystically dependent）”。萨林斯写道，亲属是彼此的，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是“彼此的成员”。
早在 17 世纪和 18 世纪，当欧洲新教徒来到北美时，他们相对个人主义的文化与美洲原住民的非常公共的文化并存。
Sebastian Junger 在他的书中描述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欧洲定居者不断叛逃到美洲原住民家庭同住，但几乎没有美洲原住民叛逃到欧洲家庭同住。
欧洲人偶尔会俘虏美洲原住民并强迫他们与他们一起生活，他们教他们英语，并以西方的方式教育他们。但几乎每次他们有能力的时候，土著美国人都逃离了。欧洲定居者有时在战争期间被美洲原住民俘虏，并被带到原住民社区生活。他们很少试图逃跑。这让欧洲人感到不安。他们拥有优越的文明，为什么人们用脚投票以另一种方式生活？
当你读到这样的描述时，你不禁想知道我们的文明是否在某种程度上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
当然，我们不能回头。西方个人主义者不再是那种生活在史前群体中的人，我们甚至可能不再是《阿瓦隆》早期场景中出现的那种人，我们太看重隐私和个人自由了。
我们的文化陷入了困境。
我们想要稳定和扎根，但也想要流动性、充满活力的资本主义，以及采用我们选择的生活方式的自由；我们想要亲密的家庭，而不是使他们被可能的法律、文化和社会学限制。
我们已经看到了分离的核心家庭崩溃所留下的残骸，我们已经看到阿片类药物成瘾、自杀、抑郁症和不平等现象的兴起。所有的产物，部分是因为家庭结构过于脆弱，社会过于疏离、脱节和不信任。
然而，我们还不能完全回到一个更加集体的世界。历史学家史蒂文·明茨（Steven Mintz）和苏珊·凯洛格（Susan Kellogg）在 1988 年所写的话在今天更加真实：“许多美国人正在探索一种新的家庭生活范式，但与此同时，一种深刻的困惑和矛盾占据了主导。”
从核心家庭到重铸家庭
最近的迹象至少表明，一种新的家庭范式可能正在出现。
尽管我引用了许多骇人的统计数据，但它们描述了我们来时的路。而现在，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经历了家庭破碎的混沌现状后，美国人正在重拾家庭的价值，并尝试以新的亲属关系，形成新的大家庭。
通常，在我们意识到一种新的文化范式出现之前，行为早已发生。想象一下数以亿计的小箭头，在社会转型时期，它们会逐渐改变方向。起初只是少数，暂时没有人注意到，但最终，犹如浪潮席来，新的模式和价值观将势不可挡。
这一幕可能正在发生。
自 1970 年代以来，特别是自 2008 年经济衰退以来，经济压力促使美国人更加依赖家庭。从 2012 年左右开始，与已婚父母同住的孩子的比例开始增加。与上一代相比，大学生与父母的联系更多。我们往往嘲笑其为直升机育儿或发射失败，但如今，教育过程变得更长、更昂贵，因此年轻人依赖父母的时间比过去更长是有道理的。
1980 年，只有 12% 的美国人生活在多代同堂的家庭中。但 2008 年的金融危机促使多代同堂家庭急剧增加。今天，20% 的美国人——6400万人，创历史新高——生活在多代同堂的家庭中。
大家庭的复兴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搬家的年轻人推动的。
2014 年，35% 的 18 至 34 岁的美国男性与父母同住。随着时间推移，这种转变将被证明是健康的。它不仅是经济上的需求，同样也受到有益的社会价值观的推动。民意调查表明，许多年轻人已经开始计划帮助他们年老的父母。
复兴的另一部分归功于老年人搬进孩子的家。
独居老年人的比例在 1990 年左右达到顶峰。现在，65 岁及以上的美国人中有超过五分之一居住在多代同堂的家庭中。这还不包括搬迁到后代邻近街区，但没有直接进入同一家庭的老年人。
移民和有色人种——其中许多人面临更大的经济和社会压力——更有可能生活在大家庭中。超过 20% 的亚洲人、黑人和拉丁美洲人生活在多代同堂的家庭中，而白人的这一比例为 16%。随着美国变得更加多样化，大家庭变得越来越普遍。
非裔美国人一直比白人更依赖大家庭。
“尽管有各种力量将我们分开——奴隶制、吉姆·克劳、强迫移民、监狱、高档化——我们始终对彼此保持着可贵的信赖，”即将出版的《我们如何出现》一书作者米娅·伯德松 (Mia Birdsong)，最近告诉我。“现实情况是，黑人家庭是广阔的、流动的，并且非常依赖‘村庄’的支持、知识和能力来互相照顾。举个例子，白人研究员或是社会工作者，看到孩子在母亲的房子、祖父母的房子和叔叔的房子之间穿梭，会认为这‘不稳定’。但实际上，这是大家庭在利用其所有资源来抚养那个孩子。”
黑人大家庭即使在奴隶制，或其他强迫家庭分离的情形中也得以幸存。在吉姆克劳南部和北部的内城，家庭是必不可少的，这是抓住移民潮中有限的机会，以及对抗结构性种族歧视的一种手段。
但政府政策有时会导致这种家庭形式更难以发展。
我的职业生涯始于芝加哥，作为警察记者撰写有关 Cabrini-Green 等公共住房项目的文章。在社会科学研究的指导下，政客们拆除了摇摇欲坠的低层建筑社区——尽管暴力和犯罪率很高，但这些建筑所支持的复杂的社会联系网络连根拔起——并建造了大型公寓楼。
而结果是可怕的：暴力犯罪、黑帮占领电梯，家庭和邻里生活被侵蚀。幸运的是，这些建筑物已经被自己拆除，取而代之的是更适合大量家庭形式的混合收入社区。
多代同堂的需求改变了建筑景观。
一家房地产咨询公司 2016 年的一项调查发现，44% 的购房者正在寻找可以容纳年迈父母的房屋，而 42% 的购房者想要一个可以容纳返回的成年子女的房屋。
房屋建筑商的回应是建造“同一屋檐下的两栋房屋”。这些房屋经过精心建造，以便家庭成员可以一起度过时光，同时也可以保护他们的隐私。这些房屋中有许多共用的卫生间、洗衣房和公共区域。而长辈房，即年迈父母的地方，有自己的入口、小厨房和用餐区。“千禧套房”是为成年儿童准备的地方，也有自己的车道和入口。
最有趣的大家庭是那些跨越亲属关系的家庭。
在过去的几年里，新的生活安排出现了，这些安排将非生物亲属带入了家庭或类似家庭的关系中。在CoAbode网站上，单身母亲可以找到其他有兴趣分享家庭的单身母亲。在全国各地，您都可以找到共同住房项目，其中成年人群体作为大家庭的成员生活，有独立的睡眠区和共享的公共区域。
Common是一家于 2015 年成立的房地产开发公司，在六个城市经营着超过 25 个共同住房社区，年轻的单身人士可以在这些城市中以这种方式生活。Common 最近还与另一位开发商 Tishman Speyer 合作推出了Kin，一个年轻父母的共同住房社区。每个年轻家庭都有自己的生活区，但这些设施也有共享的游乐空间、托儿服务以及面向家庭的活动和郊游。
这些实验以及其他类似实验表明，尽管人们仍然想要灵活性和一些隐私，但他们正在寻求更多的公共生活方式，并以一套仍在发展的价值观为指导。
在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的一个名为Temescal Commons的共同住房社区, 23 名成员，年龄从 1 岁到 83 岁不等，住在一个有九个住房单元的综合体中。这不是一些富裕的湾区时髦公社。公寓很小，居民是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他们有一个共用的庭院和一个共用的工业规模厨房，居民们在周四和周日晚上准备公共晚餐。维护是一项共同的责任。大人们互相照看孩子，成员们互相借糖和牛奶。年长的父母劝告年幼的父母。当这个大家庭的成员遭遇失业或重大健康危机时，整个家族团结起来。
关注人们如何重新定义美国梦的作家 Courtney E. Martin 是 Temescal Commons 居民。“我真的很喜欢我们的孩子在成长过程中有着不同版本的成年，尤其是不同版本的男子气概，”她告诉我。“我们认为我们所有的孩子都是我们的孩子。”
马丁有一个 3 岁的女儿斯特拉，她与一个 20 多岁的年轻人有着特殊的联系，这种联系永远不会在这个大家庭结构之外扎根。“斯特拉让他笑了，大卫觉得这个 3 岁的孩子喜欢他真是太棒了，”马丁说。她总结说，这就是财富买不到的魔法。你只能通过时间和承诺，加入一个大家庭来拥有它。如果居民进进出出，这种社区就会分崩离析。但至少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没有。
正如马丁所说，我对阿瓦隆这样的老大家庭和今天的新大家庭之间的一个关键区别感到震惊：女性的角色。
阿瓦隆的大家庭兴旺发达，因为家里所有的女人都被锁在厨房里，一次可以喂饱 25 个人。2008 年，一个由美国和日本研究人员组成的团队发现，日本多代家庭中的女性患心脏病的风险高于仅与配偶同居的女性，这可能是因为压力。但今天的大家庭生活安排具有更加多样化的性别角色。
然而，至少在一个方面，美国人正在形成的新家庭对于我们远古时代的狩猎采集祖先来说似乎很熟悉——他们是被选中的家庭，他们超越了传统的血缘关系。
每个人都可以加入重铸家庭
现代选择家庭运动于 1980 年代在旧金山的男同性恋者和女同性恋者中崭露头角，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与他们的亲生家庭疏远了，在应对艾滋病危机的创伤时只有彼此的支持。
人类学家 Kath Weston在她的书《我们选择的家庭：女同性恋者、男同性恋者、亲属关系》中写道：“我发现，湾区的同性恋家庭往往具有包容的界限。和异性恋一样，大多数同性恋都坚持认为家庭成员是“为你而存在”的人，是你在情感上和物质上都可以依靠的人。“他们照顾我，”一名男子说，“我照顾他们。”
这些团体就是达拉斯大学的政治学家丹尼尔伯恩斯所说的“重铸家庭”。悲剧和苦难以一种比便利的生活更深刻的方式，将人们聚集在一起。正如人类学家所说，他们是“被创造的亲属关系”。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核心家庭的衰落造成了创伤的流行——数百万人被置身事外，因为他们生命中本应最有爱和最安全的关系破裂了。慢慢地，随着频率增加，这些漂泊的人聚在一起，建立了重铸的家庭。
这些重铸的家庭有一种坚定的承诺感，你选择的家庭成员无论如何都会出现在身边。在 Pinterest 上，你可以找到挂在重铸家庭厨房墙上的标语：“家庭并不总是血缘，而是那些接受你、需要你出现在他们生活中的人，那些愿意付出一切来换取你微笑的人，那些无条件爱你的人。”
两年前，我开始了一个名为Weave: The Social Fabric Project 的项目。Weave 的存在是为了支持和关注全国各地正在建设社区的人和组织。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和我的同事们意识到，大多数成员的共同点是：他们为非亲属提供许多犹如亲属的关照，而这种支持过去只会来源于大家庭。
丽莎·菲茨帕特里克 (Lisa Fitzpatrick) 曾是新奥尔良的一名医疗保健主管，她是成员之一。有一天，她坐在一辆汽车的副驾驶座上，突然注意到两个 10 岁或 11 岁的小男孩举起一把枪，并朝她的脸开枪，这是一个帮派启动仪式。
在康复后，她意识到自己只是次要的受害人，真正的受害者是那些不得不射杀某人才能进入一个家庭——他们的帮派的小男孩。
她辞掉了工作，开始与帮派成员合作。她向可能加入帮派的年幼孩子敞开了家门。一个星期六的下午，35 个孩子在她家附近闲逛。她问他们为什么要在一个中年妇女的家里度过美好的一天。他们回答说：“你是第一个开门的人。”
在盐湖城，一个名为“彼岸学院”的组织为严重的重罪犯提供了一个大家庭。许多获准加入该计划的男女已取得假释，他们通常在监狱服刑，但必须住在集体住宅中，并在共享企业、搬家公司和旧货店工作，项目目标是改变家庭成员的性格。
白天，他们担任搬运工或收银员，然后一起吃饭，每周几个晚上聚在一起参加“游戏”：他们会因为道德上的失当而受到指责，例如不尊重其他家庭成员、消极攻击、自私或回避。
游戏的过程并不文明，成员们互相尖叫，以突破在监狱中堆积的一层层铠甲。
想象一下两个满身纹身的大汉尖叫着“操你妈！去你的！去你的！” 在我参加的会议上，我认为他们会大打出手。但在愤怒之后，有一种以前不存在的亲近感。从未拥有过充满爱的家庭的男女突然有了“家人”，他们要对他们负责，并要求他们有一个卓越的道德标准，极端的正直成为一种归属氏族的方式。
彼岸学院为那些不受欢迎的人提供关爱他人的机会，并以此创造出一个牢靠的重铸家庭。
我可以讲述数百个类似的故事。在今天的美国，各式各样的重铸家庭层出不穷。谁都有可能成为重铸家庭的一部分，例如我。
2015 年，我被邀请到一对名叫凯西和大卫的夫妇的家中，他们在 DC 创建了一个类似大家庭的小组，名为All Our Kids或 AOK-DC。几年前，凯西和大卫在华盛顿公立学校生了一个孩子，他有一个朋友叫詹姆斯，他经常没有吃的东西，也没有地方住，所以他们建议他和他们住在一起。那个孩子有一个类似情况的朋友，而那些朋友也有朋友。当我加入他们的时候，每个星期四晚上大约有 25 个孩子在吃晚饭，其中有几个在地下室睡觉。
我加入了社区，从未离开过——他们成了我选择的家庭。我们星期四晚上一起吃晚饭，一起庆祝节日，一起度假。孩子们打电话给凯西妈妈和大卫爸爸。在早期，我们家族的成年人充当了年轻人的父母角色——更换他们坏掉的手机，在抑郁症发作时支持他们，为他们的大学学费筹集资金。当我们小组中的一位年轻女性需要一个新的肾脏时，大卫给了她一个。
我们有我们的主要生物家庭，这是第一位的，但我们也有这个家庭。现在这个重铸家庭的年轻人都20多岁了，对我们的需求越来越少。大卫和凯西已经离开华盛顿，但他们一直保持着联系。晚餐仍然发生。我们仍然看到彼此，互相照顾。一起吃饭，一起度过生活的岁月创造了一种纽带。如果危机袭击任何人，我们都会出现。这段经历让我相信，每个人都应该成为一个与自己完全不同的人组成的家庭中的一员。
潮流
自从我开始写这篇文章以来，一张图表一直困扰着我。它绘制了一个国家独居人口与该国 GDP 的比率，二者有很强的相关性。有五分之一人口独居的国家，如丹麦和芬兰，比几乎没有人独居的国家，如拉丁美洲或非洲的国家要富裕得多。
富裕国家的家庭人数少于贫穷国家。德国人平均生活在一个有 2.7 人的家庭中。冈比亚人平均生活在一个有 13.8 人的家庭中。
该图表表明了两件事，尤其是在美国的环境中。
首先，市场经济希望我们一个人或几个人一起生活。这样，我们就可以减少依附、具备流动性、无需投入个人生活，而是将大量时间投入到工作中。其次，当在发达国家长大的人赚到钱后，他们又会用钱购买隐私。
对于特权阶级，这种安排使他们能够将更多时间用于工作和构筑关系网，而不必受家庭责任的影响，他们有能力聘请工人完成大家庭过去所提供的责任。
但仍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悲伤潜伏着，当家人和密友不在身边，当邻居无论在地理上还是文学意义上与你相距甚远，以至于无依无靠，你就会意识到生活在情感上是空虚的。当今的个人情感危机，就源于家庭生活的贫困。
我经常问移民到美国的非洲朋友，他们来美国时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他们的答案总是围绕同样的主题——孤独。
在正午空旷的郊区街道，一个孤独的母亲在人行道上推着婴儿车，周围没有其他人。
对于那些并不富裕的人来说，孤立的核心家庭时代是一场灾难，它导致家庭破裂或没有家庭。那些让孩子受到创伤和孤立的旋转木马家庭、独自死在房间里的老年人，所有形式的不平等都是残酷的，但家庭不平等可能是最残酷的，它伤害了我们的心。
最终，家庭不平等甚至破坏了核心家庭本应服务的经济：在混乱中长大的孩子以后很难成为熟练、稳定、合格的员工。
当超个人主义在 1960 年代开始出现时，人们开始尝试接受个人主义价值观的新生活方式。今天，我们正从过度个人主义的废墟中爬出来——这让许多家庭孤立无援——人们正在尝试更多相互联系的生活方式，以及新的形式和种类的大家庭。
政府的支持可以帮助培育这种实验，特别是针对工人阶级和穷人，例如儿童税收抵免、指导困难家庭的育儿技能、补贴早期教育和扩大育儿假。虽然最重要的转变将是文化上的，并由个人选择驱动，
与此同时，核心家庭也不会灭绝。对于许多人，尤其是那些有经济和社会资源的人来说，这是一种生活和抚养孩子的好方法。但是，一种新的、更加公共的精神正在出现，它与 21 世纪的现实和 21 世纪的价值观相一致。
当我们讨论国家面临的问题时，总是忽视家庭，这让人感到不安。但事实是，核心家庭几十年来一直在缓慢地崩溃，而我们的许多其他问题——教育、心理健康、成瘾、劳动力质量——都源于这种崩溃。
我们已经抛弃了 1955 年的核心家庭模式，对大多数人来说，它不会再回来了。美国人渴望以新的和古老的方式生活在大家庭中。这是一个契机，一个加厚和拓宽家庭关系的机会，一个让更多的大人和孩子在十几双眼睛充满爱意的注视下生活和成长的机会，在他们跌倒时被十几双手臂扶起的机会。
几十年来，我们的餐桌越来越小，家人越来越少。是时候把大桌子换回来了。